早在2015年，就有媒体注意到了高校书店的“消失之殇”。

在走访了北京的各大高校及周边的民营书店之后，《北京青年报》发现短短五年间已经有半数书店黯然消失。

同年6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问卷调查显示，100所高校中30%的高校内不再有实体书店，78.57%的高校书店以教辅类图书为主。

四年之间，书店热势不可挡地席卷了一二线城市，汇聚了书店、文创、咖啡、体验等功能的“综合性书店”已成了商业地产的标配，书店正在成为“文化流量经济”的中心。

然而，实体书店的“复兴”似乎并未带动高校书店的“回潮”，否则教育部近日也不用亲自出面，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高校应至少开设一家实体书店，没有的应尽快补建。

近年来，高校书店的“倒闭潮”屡屡成为文化圈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盛世情，还是武汉大学南三门的豆瓣书店，都因为房租上涨、租约难续陷入窘境。

城市书店的“风景正好”与高校书店的“黯然神伤”恰成鲜明对照。虽然有“没有书店的大学就像没有菜市场的城市”的说法，然而当书店在城市人文版图中愈发辉耀，在大学的文化风景中却日渐暗淡。

有一种解释是，大学生不再是城市阅读的主体了。2018年中国青年网对于454名高校学生的调查显示，45.59%的大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不足一小时，37.67%的学生在1—3小时，31.28%的学生通过手机免费阅读，购买纸质书籍、图书馆借书和购买电子书籍的比例分别为27.31%、21.37%和9.03%。

实际上，大学生阅读量下降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现象。不久之前，《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大学图书馆正在成为“墙纸”。文章显示，过去10年间，耶鲁大学本科生从图书馆借阅的图书数量已经下降了64%。

大学图书馆正在成为一个自习、活动空间而非阅读空间，为此耶鲁大学决定将图书馆中四分之三的图书移走，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

虽然国内尚未有大学图书馆使用率变动情况的统计，但“书架成为墙纸”的现象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校内及校园周边场地的限制，加之无法吸引城市高收入客流，高校书店很难像“地产书店”一样走“流量经济”路线，以文化商品的“溢价”来养活卖书主业，这让它们很难与动辄满100减50的图书电商相抗衡。

不仅如此，藏书量超越绝大数书店的图书馆也是高校书店的“劲敌”，图书馆的阅读环境与专业程度非普通书店可比拟。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那些最负盛名的高校书店扮演的都是“学术前沿阵地”的角色，不追求流行趋时或种类齐全，而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各具特色，得时代风气之先。

清华、北大周边的万圣书园、豆瓣书店莫不如是，它们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图书买手”的角色，这让它们拥有稳定的师生客群，足可以维持日常的运转。

然而，此类深植于高校文化土壤的书店近年来也正在被“商业化”不断挤出。两年前，尽管校内师生纷纷声援，但在校内书店招标中，在北京大学开了十几年的野草书店“落败”于安徽新华传媒，不得不搬出燕园。

野草书店图片来自豆瓣网友：韧勉

同年，人大最后一家独立书店静闲斋因为图书馆收回所租赁房屋而不得不关店。

当然，近年来在高校“接棒”学术书店的主要是贩卖大学周边的文艺书店，尤其是在厦门大学、南京大学这样成为旅行景点的高校。

而在北上广杭这样的一线城市，南京厦门这样的旅游城市之外，高校书店已经几乎没有存在感。

十多年来中国高校如火如荼的新校区热，也成为高校书店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新校区师生的迁移会让切断原来的文化生态，另一方面，很少有投资者愿意随新校区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开拓，并且忍受每年三个月毫无人流的经营。

新校区不仅成了一座商业孤岛，也成为一座文化孤岛。

那么，教育部的《指导意见》会让高校书店重新成为“文化绿洲”吗？几乎没有人会这么乐观。

虽然《指导意见》表示会“从场地租金、水电费等日常运营费用方面对校园实体书店给予必要的减免优惠，为校园实体书店积极争取扶持政策和专项支持资金。”

然而外来输血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自身造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书店的盈利困境。

而那些生存无忧的书店也并不愿回到高校重重束缚的“牢笼”之中，先锋书店就在微博上表示：其实在有这个文之前，这些年一直都有高校来谈入驻，省内省外都有，优惠和扶持条件也很优越。不过，我店近年来除了应邀开了一所校园店，主要发展方向还是乡村。

当然，这样的“政策红利”必将推动一波高校书店引进热。正如微博博主@田峰Dagger所说：这个政策创造了一个契机，如果哪个资方配合一个强势的商务团队，成功进入各大高校拿到地盘开书店，先不说单店能不能盈利，规模起来就是一个能卖上好价的概念。

然而，这场“高校书店复兴“运动只会是“食利（政策红利）者”们的狂欢，并不助以改变高校整体的阅读氛围。那些被连根拔起，赶出高校的“野草”们也不会再生长起来。